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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及形成原因

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胡焕庸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那么，胡焕庸胡焕庸线的胡焕庸地理意义及形成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整理了一些相关信息，供大家参考！胡焕庸

胡焕庸线的胡焕庸地理意义是什么

胡焕庸线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译成英文，胡焕庸供当时军民利用与参考。胡焕庸随着时间的胡焕庸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胡焕庸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胡焕庸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将胡焕庸线看作是中国景观的一个分界线。由景观联系到历史文化，似乎可以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

由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出版的《发现西部》一书写道：“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立和发展一百周年之际，地理学界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由中国地理学会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发起的这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共发布了30项地理大发现，排在“珠峰测量”之后的，是“胡焕庸线”。

在工业文明的21世纪，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依然没有被打破。

胡焕庸线的形成原因

胡焕庸线形成有其自然背景。“它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表示，现在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东南季风的影响范围，而在1230年以前，气候形势并不如此。1230年—1260年的气候突变，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由此时期开始，各种旱涝灾害特别是大洪涝灾害空间频率分布的走向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越到近代越明显。所以说，胡焕庸线表现出中国的现代气候特征。

王铮等学者研究发现，因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潜力波动，人口则因农业产出的区域不同作相应变化，从而形成了后来胡焕庸所发现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这仅是解释胡焕庸线成因的一个主要理论。

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遂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然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

王铮、吴静通过建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演变的自主体模拟模型”，重现了伴随气候变化而来的土地资源数量和农业产出的波动，并模拟显示出大约在公元918年，中国南方人口总数超过北方人口总数，此后人口分布南重北轻的格局始终再未改变。换言之，中国人口分布的南重北轻的格局在唐末到五代之间开始形成。此后随着气候温暖期的结束，至1240年，中国人口的东西分布差异最终形成，从而出现胡焕庸线所展示的人口分布特点。

也就是说，胡焕庸线是气候变化的产物。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降水充沛则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

胡焕庸线的地理意义是什么?

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同时,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胡焕庸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1935年,胡焕庸提出黑河（爱辉）—腾冲线即胡焕庸线,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

1987年,胡焕庸根据中国内地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得出：“中国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发现,“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与70年前相差不到2%,但是,线之东南生存的人已经远不是当年的四亿三千万,而是十二亿两千万.虽然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真正适合人们生存的空间,却只是这300多万平方公里.

胡焕庸的人物简介

胡焕庸（1901—1998），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1915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史地部，1920年，竺可桢来校任教。1921年，南高扩建成国立东南大学，并成立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任主任。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师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同年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1928年9月回国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气象研究所研究员。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1930年代，地理学界有“南胡北黄”之说，江南以胡焕庸教授为首，北方以黄国璋教授为首。中央大学地理系迁川后，缺乏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教师。为此，胡焕庸改教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课程，并且结合教学工作完成一系列的中国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专著，并公开出版。1940年代，和张其昀被遴选为全国地理学领域的两位部聘教授。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胡焕庸任主任。1953年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1998年4月30日，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98岁。

胡焕庸线指的是什么?

即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胡焕庸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扩展资料

胡焕庸线的意义：

1、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

2、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可以说胡焕庸线也当于贫困县的划分。

3、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界线，同时为一条中国生态环境界线，即在胡焕庸线附近，滑坡、泥石流等地貌灾害分布集中；中段是包含黄土高原在内的重点产沙区，黄河的泥沙多源于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焕庸线

胡焕庸的人物生平

胡焕庸幼年丧父，家境清贫。1912年，他读高小。当时的高小，已开英文课。英文教员路芹祥在课外帮助他阅读供中学生阅读的《泰西五十轶事》，从而使他为以后学习多种西方语文打下了基础。1915年，胡焕庸考取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在这里，艰苦的生活激发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而教师们诲人不倦的精神，也给他留下为人师表的榜样，并且影响他的一生。

胡焕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国家前途未卜的时代，是呼唤青年人关心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年时代的胡焕庸决心走上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的道路。 胡焕庸在地理学上有多方面的贡献。所有这些贡献都是在教师的岗位上完成的。因此，他首先是一位地理教育家。他长期的教师生涯，先是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以后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度过的。

我国近代的地理教育是从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以后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开始的。创办这个系的是竺可桢。继承竺可桢所开创事业的是胡焕庸。他于1919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1923年，胡焕庸在南高毕业，即赴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史地教员。1926年春，他回到南京补读东大的学分，取得东大理学士学位。当年，他乘船赴法国，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 当胡焕庸还在法国进修的时候（1927年），在竺可桢的肩上，有两副重担：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中央大学（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9年更名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9月，胡焕庸从法国回国，既担任中央大学地学系的教授，又担任气象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竺可桢在这两个单位的得力助手。

从1930年起，竺可桢不再担任中央大学教授。竺可桢留下的自然地理学和气候学的教学任务，几乎全部由胡焕庸担任。1930年，中央大学地学系分成地理系和地质系，由胡焕庸任地理系主任。这样，当年由竺可桢承担的培养地理人材的任务，全部转移到胡焕庸的身上。 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包括此前的地学系）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中，特别是1930年以后的7年，胡焕庸在培养地理人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包括地学通论、气候学、天气预报、地图投影以及亚洲和欧洲自然地理。此外，他还从事地理教学基本建设，如编写教材，编绘挂图，组建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创刊《地理教育》等等。

正当胡焕庸和中央大学地理系在工作上取得进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七七事变”。在战火蔓延到上海后，学校当局决定把学校迁到重庆市。

在重庆办学的困难是敌机的狂轰滥炸。1940年暑期的一个傍晚，敌机投弹，使地理系的几间房子受到严重破坏。

1941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地理研究部，由胡焕庸任主任，当年就招收首届研究生3名。以后，每年招收研究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时为止。1947年他从美国回国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在南京解放前夕，以拒收赴台飞机票的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年，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3年。1953年，他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开始他在上海的长达4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室）成立为止，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他主要从事世界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在教学方面，他担任过各洲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举办过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班，多次招收世界地理的硕士研究生。在1956年以前他亲自担任大学本科的亚洲自然地理和欧洲自然地理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段时间尽管不长，他仍然认真编写出有关专著。

在1981年以后，胡焕庸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人口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从1984年起，他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从1985年起，他担任博士后研究站的指导教授。他在1989年3月退休以后，仍返聘任教并担任人口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胡焕庸在地理教育战线上驰骋了60多年，从而形成他自己的教学风格。他的讲课不落俗套而是先提出中心问题，然后进行细致的分析，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他的一堂课的内容，集中要点虽只是三言两语，配合一幅地图或者一张表格，而分析起来却是丰富多彩满满的一堂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今天我国地理学界人才济济，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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